【中國數字視聽網訊】在英國電影《猜火車》的開頭有一段著名的臺詞,男主角喃喃自語道:“選擇生活。選擇工作。選擇職業。選擇家庭。選擇他媽的大電視,選擇洗衣機、汽車、光盤播放機、電動開瓶器……”他羅列了一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來表達對英國社會現代性的反抗,而其中,電視機名列第一。
的確,在當代社會中,電視機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核心物品之一,也成為現代性最明顯的表征。它不僅是近代社會變革的重要動因和產物,同時也交織了階級政治、家庭政治和世代政治的各種因素,成為個人生活和民族國家的歷史中不容忽略的因素。透過這個“家庭魔盒”,我們可以對英國家庭日常生活的動態關系作一番有趣的審視。
“郊區化”與電視的普及
電視在英國的普及與郊區化的進程是密不可分的。
在中國,城市和鄉村的二元對立是一個普遍現象,也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而在英國、美國和部分發達國家,城鄉差異似乎不那么明顯,其中體現之一就是“郊區”的興盛。郊區介于城鄉之間,為傳統的和都市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一個緩沖地帶,聚居了一些在大城市中工作的“通勤族”,他們不愿意接受或者不能夠負擔快節奏、高成本的都市生活,而寧愿把工作和生活地點區分開,在其間往返。郊區的發展是近代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結果,具體而言,交通工具和傳播工具的更新提供了這種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在英國,最早的郊區化開始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那時,在倫敦的圣約翰林等地建設了大批獨立的聯排房屋,均為兩層或者三層,帶有花園和車庫,適合小型家庭的居住。早期的居住者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家庭分工:男主人多半在倫敦工作,而女主人則在家照顧兒童、操持家務。受益于當時鐵路、有軌電車等公共交通工具的發展,以及汽車等私人交通工具的普及,這種生活方式日益建立起來并成為一種主流的生活方式。如果說早期的郊區生活是因交通革命壓縮了空間所形成的,那么二戰之后,英國更大規模的郊區化則是通訊革命壓縮了時間所引發的結果。當然,整個郊區化的動因眾多,不過正如人類學家瑪麗蓮·斯特萊森、社會學家羅杰·席沃斯通等人的分析指出,電話、廣播和電視等電子通信和傳播手段的因素不容忽略。隨著電子媒介的發展,人們可以在郊區的家中了解發生在城市的大小事宜,將原來必須在城市中享用的電影、戲劇、音樂、運動等休閑娛樂形式搬回家里,并且方便地與周圍的人群建立聯系。
在二戰之后的電視機廣告中,很多描繪了這樣的情景:西裝革履的男主人下班回家,坐在沙發上悠閑地看著電視,一雙兒女就在電視機前的地板上玩耍,他的妻子正在身后的廚房中忙碌做飯。好一幅幸福美滿的中產階級郊區生活景象,就以電視機為核心在家居空間中展開。
電視機、壁爐與時鐘
在19世紀之前,典型的英國之家往往是以壁爐為核心的。在這個有著漫長冬季的國度,一家人茶余飯后聚集在壁爐前一起閑話家常,成為日常生活的常態圖景。時至今日,壁爐仍然是典型英國房屋的必備品,只不過隨著供暖系統的普及,它的功能性用途日漸衰落,更多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象征物。
在19世紀初收音機進入英國家庭的時候,它的新奇使得人們趨之若鶩,而這個奇妙的盒子也逐漸占據了起居室的核心位置。
老式收音機體積頗大,有的甚至還被造成家具一般,因此它往往被放在壁爐一側,和壁爐一起組織著家庭起居的中心空間。二戰之后,收音機體積縮小,變成可以隨身攜帶或者整合進汽車音響的東西,成為個人化的移動式媒體器具;而取代它位置的,則是新興的電視機。
在如今的郊區式英國家庭中,起居室里的電視機往往放在壁爐一側,它們代表著一種新型的家庭空間組織方式,以及一種新興的生活方式。壁爐和電視機,展現著傳統與現代、功能與象征、科技與文化、公共與私人、神圣與世俗等多個層面的交織與更替,其意義業已引發了眾多的學術探索。
而電視機不僅帶來了家庭空間的重新組織,同時也帶來日常生活時間的重新安排。英國學者帕迪·斯堪諾對廣播電視帶來的時間變化進行了細致分析。他借用安東尼·吉登斯的理論,將時間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日常生活的自然流動,即“時鐘時間”;其次是社會個體的生命周期,即“生命時間”;最后是緩慢演進的體制性時間,即年鑒史學派所言“大歷史”(Longuedurée)。
從日常生活而言,廣播電視節目編排為了回應受眾調查,把受眾的時間分成睡眠、工作和休閑三大部分;早期在晚上6~7點不安排節目以使得家長可以順利安排孩子入睡;白天節目為家庭主婦的松散家庭生活提供時間框架;等等。吊詭的是,雖然看上去電視節目表是根據受眾調查安排的,但實際上它反過來規劃了觀眾的作息時間表,成為日常生活的組織者。從個人生活史的角度看,廣播電視也伴隨著現代人的生命周期,例如新聞節目的滾動播出成為個人記憶的一部分,而漫長的肥皂劇也非常善于將當時發生的事件納入劇中成為有機背景。最后,就“大歷史”而言,電視實際上成為新的歷史書寫者和記錄者,甚至成為歷史本身。節假日、宗教儀式、體育運動以及其他紀念日在廣播電視中的呈現,記錄了廣播電視與集體歷史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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